）[1]汤先生后来在北京市委党校任教期间，又大量阅读了马恩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其中自然也渗透了丰富的西方哲学资源。
蔡仁厚（1984）：《孔、孟、荀哲学》。作完评定之后，亲其所当亲，是仁。
在〈现代性的不连续假说与建构实在论〉一文中（黄光国，2000），我引述李亦园（1993。然而，对儒家而言，求学志在用世，修德重于读书（注5）。更确切地说：当不义则争之是儒家所强调的普遍性原则，任何人作出不义的行为，个人都应当挺身抗争： 曾子问孔子：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狄白瑞（着），李弘祺（译）（1983）：《中国的自由传统》。泽加于民时，民的群体愈大，愈是仁泽广被，道德成就也愈高。
尧舜恐怕都还做不到呢。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汤先生还对其后学王治河提出的第二次启蒙思想表示赞赏，并提出了将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
一个绝对的二元论在中国思想当中很难找到。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69页。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87页。） 这其中体现了汤先生反本开新或者批判发展的思维方法。
中国的社会变革被延迟了二百多年。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 这段回忆，值得注意的有几点：其一，汤先生听到怀特海的名字以及后现代主义虽然在八十年代，但是真正关注到二者，则是因为在新世纪接触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所以汤先生说： 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很小，但我相信它在西方和东方将都会受到重视。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88-89页。汤先生指出： 美国过程神学家霍桑（C. Hartshorne)，80多岁，他也支持这个观点。
因此，在汤先生的学术名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汤先生已经关注到西方哲学的一些动向。他设想，能够在全面完成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而较快地进入后现代社会。汤先生明确指出： 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这样的命题，这个命题和天人合一思想都深刻地揭示了人和自然的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人必须像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自然界。他指出科学唯物论的出发点是独立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实体：物质与精神，而他所赞赏的有机论的出发点则是事物处在互相关联的共域中的体现过程。
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90页。汤先生将人类面临的问题按照矛盾的性质大致归为三类：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包括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人自己身心的矛盾。
[35]这样的立场与汤先生的立场也是相同的。人与人的矛盾从大的方面体现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从小的方面则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 霍桑在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论文则重点指出了中国思想足以弥补西方思想的某些方面，提出西方世界应该虚心向东方思想学习。[9]有机论与机械论的自然观有很大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复杂，日益难以协调。比如，数学中的1与0，逻辑中的真与假，《易经》中的阴与阳，哲学中的有与无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小至心理的失衡、压抑、抑郁、扭曲，大至人格分裂、精神失常、变态疯狂，最终导致自杀、杀人等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顽疾，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宁，使社会无序和混乱。汤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赞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而怀特海的哲学本身确实也与东方哲学有很多亲和力。
再比如，汤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也是在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提出来的。然而将二分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地发展一个方面，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机哲学拒斥那种只有外在关系的实体一样的物质概念，怀特海认为这样的实体是空洞的，缺乏主体的直接性（subjective immediacy）。汤先生指出： 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并不是要恢复到前现代去，他是以肯定现代主义的成果为前提，一方面要批评现代主义的弊病，另一方面则要避免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偏颇。与欧洲思想相比，中国思想不倾向于建立逻辑学或数学，在理性方面不够严密，也较少分析。
什么是后现代哲学思潮或后现代主义是难以定义的。杨富斌译《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11页。[26]过程神学继承过程哲学认为全部现实都是过程的观点，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五种上帝的义涵。[28]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汤先生接触到了霍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作为现代主义哲学基础的二元论、还原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汤先生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文化是要不断积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
李际、张晨译：《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5页。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artshorne）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
汤先生说： 作为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认真吸收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的思想，我们决不能企图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极富有价值的思想，这样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结成联盟推进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战争与革命虽然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主题，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局部战争频仍与难民潮，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核威慑，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人们带了无尽的痛苦。
那么到目前被称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在中国已经真正实现呢？汤先生并不认为已经实现。在这些哲学思想当中，汤先生特别对后现代哲学思潮当中的一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情有独钟。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到了可以轻易毁灭人自身，人类文明，甚至整个地球生命的边缘。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各种主义与概念都是难以定义范围的，而关于后现代主义更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对这种思潮进行标签本身就是与此种哲学背道而驰的。
因此，汤先生反对抽象的自由观，认为要与责任与义务的观念结合起来： 必须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汤先生用最精练的语言将三者概括为： 近一二百年来，①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19世纪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逐渐认识到要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思想中吸取思想营养。就在这个会议上，汤先生讲了他的天人合一等三个合一的思想。
杨富斌译《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28页。）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为其理论先驱。